近年來，異地高考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外地生源要求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權利，本地學生則擔心放開后擠占了自己的教育資源。甚至前幾天還出現了北京家長與外地家長在教育部門外對峙的情況。如此讓教育部門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令人糾結的現狀呢?異地高考表面上看是教育問題，本質上則是社會經濟的問題。筆者以為，異地高考問題的出現，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教育資源的獲得在個人發展中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二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三是人員流動性的增加。因為教育資源在個人發展中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人們的努力目標就是搶奪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這是異地高考問題出現的最根本動力;其次，如果這優質的教育資源各地分配得公平，那么人們也不用去考慮異地高考;再者，如果人們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都被限制在出生地，基本上沒有流動，也不會出現異地高考的問題。只有當人們既看到了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又無法改變這一現實，同時人員流動又放開了，于是，通過在資源富余地參加高考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就成為人們的必然選擇，異地高考的問題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根據筆者提出的學業規劃與個人發展學理論，在理想狀態下，影響個人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只能有兩個，其一是個人的選擇，其二是個人的努力，也就是社會應當給予個人最充分的自由發展的保障。前面講到，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得成為影響個人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至于自身的選擇與努力倒在其次，這顯然是沒有達到筆者所講的理想狀態。而它又成為異地高考問題的根源。那么這一根源是如何產生的，又該如何消除呢?它其實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現象。計劃經濟時代，由于社會經濟資源有限或者稀缺，個人發展的機會也相當有限，只能按照國家規定的道路上學、招工或者參軍等，而上學成為個人向上流動的最主要的通道。這時的社會公平只能稱為機會公平。即給每個人平等地參加競爭的機會，至于能否獲得相應的社會經濟資源，則看各人的努力程度。這一機會便是高考。國家爭取給每個人參加高考的機會，但能否通過高考獲得上大學的資格，則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通過高考錄取的可以上大學，畢業后成為國家干部，獲得良好的發展平臺。沒通過的只能在較低的平臺上發展，比如做工、務農等等。
實行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人們的上升通道得到了空前的擴展，除了傳統的參加高考，人們可以通過打工、經商、創業、留學等各種渠道獲得自身的生存發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顯然，這時的公平就比計劃經濟時代具有了更高的層次和價值，我把它稱為起點的公平，它不僅給了個人努力的權利，更給了個人選擇的權利。如果這一趨勢得以持續并不斷加強，那么高考在個人發展中將不再顯得那么至關重要，人們心目中的所謂名牌大學等優質教育資源也就不會那么炙手可熱，于是，人們也就不再會為了搶奪所謂的優質教育資源而爭得面紅耳赤，異地高考的問題也就無從談起。
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是：這一市場化改革以來所形成的良好發展趨勢并未得到持續和加強，反而由于政府的過多介入和國進民退等潮流的影響，造成了打工、經商、創業等新的個人上升渠道的狹窄甚至堵塞，一度顯得不那么重要的高考和優質教育資源又成為人們心中的神，在人才市場中，名牌大學畢業的身份雖然不再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絕對的競爭優勢，但依然有著巨大的相對競爭優勢，于是，今天的人們仍然是如此地在意獲得名牌大學等優質的教育資源，異地高考的問題浮出水面。因此，筆者認為，病雖在異地高考，根卻在社會經濟改革。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教育部門可以無所作為，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那么在目前并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很好地適應它并逐步地向理想邁進?當是教育部門思考的中心。以筆者之見，在目前起點公平尚未做到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退而求其次堅持機會公平，也就是給參加高考的學生以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就說到了異地高考問題出現的第二個條件，即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京學生考取北大、清華的機會要遠遠高于河南、山東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外地學生當然會相方設法地爭取到北京參加高考。而北京的學生也會拒絕外地生源蠶食他們的利益。這種情況下怎么辦?很簡單，就是將優質教育資源公平分配，即在分配優質高教資源(比如一本院校)的招生計劃時，應當按照全國統一的錄取率進行分配。這樣，各地的錄取機會相同，學生也就不會再有異地高考的期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