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于異地高考門檻的大討論就此展開。作為首都，北京的“門檻”早就是眾人關注的焦點，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門檻的高低，將直接牽動幾十萬人乃至數百萬人的利益。
專家說
就怕“移民的壓力不但解決不了，移民的動力反而會增強”
熊文釗（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書國務院及教育部對“異地高考”方案提出建議的15位學者之一）：教育部的回應，真是千呼萬喚，不過這次相對正面的回答，也算是有了進展，沒有白呼應，值得肯定。但從內容來說，我是不太滿意的。這是一個“補丁”式的政策，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最根本的是“高考移民（微博）”的源頭公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從提出的“三個條件”來看，學生的學籍年限怎么定？你定了8年，6年學籍的怎么辦？定了6年，5年的怎么辦？還有“行業符合城市發展需要”，這個怎么衡量？行行出狀元，在北京能工作那么多年，你能說他的行業不符合城市發展需要？
從反向來說，出臺了這些規定，家長就更有“奔頭”了。可能以前還是一個盲目模糊不確定的狀態，現在想，既然學籍多少年能在北京參加高考，我就算一算，什么時候把孩子接到北京來，讓他讀滿多少年的書。家長為了孩子都寧愿吃苦，把這些要求一條條都達到。“移民”的壓力不但解決不了，“移民”的動力反而會增強，到頭來就是“費力不討好”。
“符合城市發展需求的規定，籠統含糊，相當于多劃了一道線”
劉練軍（法學學者，上書國務院及教育部對“異地高考”方案提出建議的15位學者之一）：“穩定住房”從嚴解釋的話，應該是要有自己的住房，能達到這個條件的前提就是有穩定的工作了，這樣就剝奪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我的主張是比較寬松的，不要以產權來判斷是否是穩定住房，只要人在北京就可以。學籍的話，我覺得一年以上、含一年也就夠了。而那條“符合城市發展需求”的規定，籠統含糊，相當于多劃了一道線，多設置了一道門檻，難保不會被利用，使得出臺的政策最終流于形式。
隨遷子女高考問題，不是單純包括北京，還有很多大城市。如果政策真的實施起來，本地考生與之前那些屆的考生相比，可能會受到影響。但從總體公平的角度來說，沒有影響。為什么教育資源明明已經非常豐富的城市，反而分數要低那么多？考生已經享受了30多年的優惠了，在公平的道路上步子稍微邁得大一點，有什么不敢呢？當然，對于居住在邊遠地區、基礎教育薄弱的少數民族考生而言，教育公平尚需通過平等保護外的差別原則給予一定的照顧，否則絕對的平等原則在他們身上會導致一種結果的不平等。
外地家長說
“從初三就過來，跟北京孩子學一樣的內容，有什么怕競爭的啊”
高女士（石家莊人，在京從事文化服務工作）：2008年的時候，我們把兒子從石家莊接到北京，在朝陽區一所普通小學讀五年級。2010年劃片就近入學，上了朝陽區的初中，今年開始讀初三了。
從我們家長角度來說，也覺得要有一定的門檻，不能完全放開。比如學籍方面，我們就提出北京、上海這些城市，孩子得至少有4年的學籍，最晚從初三開始就得過來，高中也得在這上。這樣的話都跟北京孩子學一樣的內容了，水平也差不多，有什么怕競爭的啊？
但對家長還要有過高的要求，這樣就不好了。我們家庭條件還可以，夫妻雙方都有固定工作，有社保，在我了解到的類似家庭中，算是中等偏上了。還有很多沒有社保的家長呢，孩子都是在北京生的，從幼兒園就開始在北京讀書了，學籍那么長，怎么不能讓人家在北京高考了？房子方面，現在有限購政策，交5年社保才能買，不是說想買就買的，要是出臺一個“有房子且得滿多少年”就卡住很多人了。還有“符合城市的需要”，北京需要什么樣的人呢？到時候又說“我們要建設國際化、高科技城市”，難道不需要賣菜的、做生意的這些人嗎？
孩子就是應該和父母在一起。如果因為學籍的問題拆散家庭，我覺得是非常殘忍的。我認識一個四川的單親家庭，父親和孩子在北京相依為命。孩子比我兒子大一歲，去年初中畢業，就回老家讀高中去了。還有類似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收費特別高。有一對父母在北京做生意，賣茶葉的，女兒也被送回老家讀書，孩子覺得自己“被拋棄了”。
教育部打這么大的“雷”，要解決多數人的問題還是少數人的問題？我們很擔心一說按照各地實際情況制訂方案，有些地方就開始拖，或者單看各條標準都還可以，合在一起看，符合條件的也就10%，但這也算出臺過政策了，這一頁是不是就翻過去了？
北京家長說
“孩子不怕競爭，怕的是惡性競爭”
張帆（孩子目前上高一，自認為自己的孩子已碰不上外地學生的競爭）:我覺得我的觀點比較中立，門檻要設，但不宜設的過高。比如有固定住所，我認為未必非要是有住房。住房現在的成本太高，你說一個建筑工人，在北京蓋了十多年房子，他孩子的教育問題，是不是應該在北京解決？我覺得應該，但是他們肯定買不起房子。
這方面可以放寬一些，學生在北京學習的年限，我認為應該從嚴。就讀高三一年就參加高考，這樣肯定沒法接受。說白了，我們擁有在北京讀書的資格，不也是從小學讀起么？現在說從小學讀起也許不現實，那么從初中就在北京上學，讀夠六年，與北京學生擁有同樣的教育經歷。我認為這個門檻不算高，而且對于新北漂一族來說，應該是個能夠接受的門檻。
現在我們的教育講究素質教育，要逐漸擺脫應試教育，那首先就得降低學生的應試壓力。現在的孩子壓力已經很大，如果再無限制地將外地壞的經驗帶進來，那只能讓更多的孩子受害。孩子不怕競爭，怕的是這種惡性競爭。難道今后北京的孩子也得打上吊瓶才算公平？
當然另外一方面，咱們應該把資源多放到外地去，別一股腦的都留在北京，教育資源平衡一點，就不會有那么多人想方設法地“移民”，也就不會因為這個問題鬧出這么多矛盾。
利害
借讀生、留守生門檻越低普惠越大
異地高考的門檻變化，將牽動多少人的利益？
有幾組數字似可作為注腳。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報，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京人員為704.5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5.9%。
同樣是人口普查數據，北京市共有外省市借讀生488520名，刨除8332名外籍學生，仍有逾48萬外地生。這48萬外地學生，將是異地高考門檻高低最直接的利益相關者。
而這48萬人，還沒有加上因教育政策未能隨父母來京，在家上學的留守學生。這一數字沒有明確數據，據教育部部長的表態，全國范圍內，留守兒童的數量有1000萬人。
曾有相關機構推算過父母在京留守學生的數字。根據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戶調查”，北京流動人口的平均戶規模為2.28人，若以此數字除以上述外省市來京常住人口數量，約可估算出北京共有非戶籍常住家庭309萬戶。排除單人未婚等特殊情況，已婚家庭約有260.8萬戶。如以一個家庭一個兒童計算，將至少有261萬子女。據統計數字顯示，父母在京兒童留守的比例約為45%，則可計算出留守兒童數量約為116萬。此數據是現有借讀生的2.4倍。
門檻抬一級刷下上萬人？
即便不計算這些留守兒童，門檻的輕易變化，仍會涉及上萬人的利益。在關于隨遷子女高考門檻的表述中，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有可能在這里學了小學、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來，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這里，因此各地會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什么樣的學生跟我的本地生是一樣的。”
按此標準，則有數量不同的學生入圍。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在北京上高中的異地學生為15556人，初中為73958人，中等職業學校為62593人，若將高考門檻設為“在北京上過小學”，這十余萬人將可能被排除在范圍之外。如果門檻提高到幼兒園高度，則又將有近27萬已升入小學的學生可能失去受惠資格。
毋庸置疑，門檻越低，普惠越大。但從另一個人群的角度觀察這一問題，將得出完全相反的結果。
2011年，北京高考考生人數約8萬人，是近六年內人數最少的一次。高考人數持續下降的京城，高校錄取分數線并未見下降，若異地高考“生力軍”加入，京城高考勢必更加激烈。以目前異地借讀初中生7萬人的數字計算，異地高考開閘至少將京城考生提高兩成。
這一計算，仍未將在家鄉苦等高考開閘的留守學生計算在內。
虛擬
民間自制“門檻標準”
實際上，網絡之中早有匯集民間智慧的“門檻標準”，雖純屬虛構，但其中許多標準與教育部的表態卻有暗合之處:
（一）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3年以上連續學籍的，高中畢業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
（二）北京、上海兩地，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有連續4年以上學籍的，高中畢業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
（三）父母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在工作和生活所在地連續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據自愿原則認定為經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的證明包括：工作和收入證明（勞動合同、單位出具證明、工資發放依據、納稅證明、社保證明等之一），租房合同（或房產證）、水電費收據等；
（四）作為以上建議的補充建議，應盡快實現本城市區域內部的中、高等教育資源均衡。努力實現城市內部公辦學校的硬件設施、師資力量相對均衡，居民子女能夠就近上學，杜絕“擇校”現象。同時，嚴格控制學籍的有效性，徹底消除高考移民的投機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