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追求的兩大目標，孔子在2000多年前已經提出：“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前者有關教育公平，后者重在解決教育的效率。日前，國務院轉發了教育部等四部委《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可以理解為，這是我國政府為促進 “有教無類”的實現而邁出的重要一步。
隨著“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當地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得到初步解決，為他們提供在當地參加中考和高考的機會，應該是順理成章之事，也是大勢所趨。很顯然，要求一名在北京或上海等地讀完小學、初中的孩子回到他的戶籍所在地(一個與他有千絲萬縷關系但卻很陌生的地方)參加高考，既有失公平，也不夠人道，必然會在這些家長與孩子心中埋下對社會不滿的種子。
因此，《意見》認為，進一步做好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是堅持以人為本、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的客觀要求，對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許多家長正翹首以待2012年年底的到來。因為按照《意見》的要求，各地原則上應在今年年內制定、出臺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具體政策。但遺憾的是，受高考制度、戶籍制度、教育資源按戶籍人口配置的管理制度以及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等多種因素制約，在短期內，即將出臺的那些政策恐怕還難以惠及所有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以廣東為例，據媒體報道，目前在該省接受義務教育的外省戶籍學生約171萬人。“如果異地高考完全放開，高中階段教育，每年需要新增19萬個學位，土地、師資等都難以一次性解決。如果要保持廣東目前80%左右的高考錄取率不下降，每年要增加15.2萬個招生計劃，這部分招生計劃無論是省內解決，還是靠外省院校調劑，幾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北京、上海、天津等高考錄取分數較低的直轄市，顯然還遠未做好準備，迎接“異地高考”大門的敞開。
“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是一個龐大到再也無法讓人忽視的群體。據統計，全國在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兒童有1260.97萬人，包括小學階段的936.74萬人。如何實現多贏，既要確保這些孩子受教育的權利與機會，又能促進人口合理有序流動;還要顧及到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承載能力，而且不影響當地戶籍生源的教育質量等，這需要時間，也考驗著政策制定者的胸懷、智慧與勇氣。
《意見》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根據城市功能定位、產業結構布局和城市資源承載能力，根據進城務工人員在當地的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年限，以及隨遷子女在當地連續就學年限等情況，制定具體辦法，便是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也不可避免地會設置準入的門檻。
當一項政策無法“畢其功于一役”，讓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在短期內“利益均沾”，那么，讓一部分人先受益，再逐步惠及到更大群體，其實是推行某項改革舉措的必經途徑。問題是，誰才有資格首先受益?
我們要警惕在試圖解決某種不公平的同時，制造另一種不公。有媒體報道，上海“異地高考”政策將參考“家長貢獻度”。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揚此前也強調，“異地高考”適用人群有一個根本原則，就是隨遷子女的家長必須有固定的工作崗位，“對這個城市有很大的貢獻”。目前，有10類非滬籍考生可以報名參加上海高考，主要集中在精英人士子女，包括上海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子女(即國家和上海市的“千人計劃”)、外國僑民、經市政府合作交流辦等部門認定的市外在滬工作人員子女等。
此次各地制定有關辦法時，應該避免這種以職業貴賤區分貢獻大小，從而將占進城務工人員主體的農民工子女排除在外的做法。同時，也應該大力防止此類政策成為某些人利用權力和金錢制造“高考移民”的“良機”。
在一定的時期內，當教育資源尚無法滿足所有相關人士需求的時候，我們可以設置準入門檻，前提是公平、公正、公開，不論出身、職業、財富和地位，這樣，才能將社會的怨氣降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