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關注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外來人口集中的城市，決策思路頗為一致，即設置較高的門檻，“先放開一個小口子”
廣受關注的教育部異地高考方案近一段時間以來消息頻出。
但《財經》記者從多個渠道獲得的消息顯示，尚未公布的異地高考方案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只是一個指導性的文件。
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透露，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就讀地參加高考的政策已經獲得國務院批準，并將適時公布。
日前，教育部又公布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專門以一個章節論述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問題，提出：“切實保障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推動各地制定非戶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省內流動人口就地參加高考升學以及省外常住非戶籍人口在居住地參加高考升學的辦法”。
這些不斷釋放出的信息燃起了眾多外地考生和家長的希望。
而《財經》記者了解到，異地高考方案目前只是原則上要求各地“必須放開”，具體如何放開，由各地根據自己的資源承載能力等因素自主設置條件。
“這相當于把大門打開了，但里邊還會有很多小門，小門的門檻怎么設，地方說了算。”一位接近教育部的人士說。
設立門檻
這份至今未露真容的文件，由教育部與國家發改委、公安部、人社部共同研究制定。
知情人士稱，早在4月份時，教育部就將方案報給國務院并獲得批準，本應于上半年公布。但是決策者認為，面臨高考時馬上公布，相關政策不但在今年高考來不及施行，反而會引起較大爭議，故而推遲到下半年發布。
“文件很短，只有幾百字，并沒有實質性內容。”上述接近教育部的人士說，文件只是原則性地要求各地放開異地高考。
目前，各地具體的方案尚未成形，而上海可能會先行。
可以確定的是，2013年高考將會適用新方案，這位人士表示：“輿論壓力已經難以承受。各種形式的上訪每天都在發生。”
《財經》記者了解到，最受關注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外來人口集中的城市，在決策思路上頗為一致，即設置較高的門檻，“先放開一個小口子”。
5月，上海教委主任薛明揚公開表示，隨遷子女有限定，需“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前提必須家長是進城務工人員，所以必須要考慮有固定的工作崗位，對這個城市有很大的貢獻，交納了社會保險這一類的。”薜明揚說。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放行異地高考最可能的路徑，就是與各地的戶籍制度改革相掛鉤。事實上，上海已經有所嘗試。
今年的秋季高考，上海將非戶籍人口在滬報考對象擴大到了人才類居住證的范圍。凡持有效期一年以上引進人才類《居住證》A證（國內引進人才）和B證（國外引進人才），且居住證至2012年6月7日仍在有效期內的家長，其子女在滬讀完高中并畢業后，可就地參加高考。
根據上海市的政策，符合人才類《居住證》申請條件者，為具有本科以上學歷或者特殊才能的國內外人員，并以不改變其戶籍或者國籍的形式來上海市工作或者創業為前提條件。
到2011年9月，上海共有37萬人辦理了人才類《居住證》，不到上海常住外來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同期，常住上海的外地人口多達897.7萬人。
自2011年9月后，上海市將申辦人才類《居住證》條件放寬到了專科，但申請者仍必須符合上海市緊缺急需專業類別目錄要求，主要包括在滬金融要素市場、貿易重點機構、航運重點機構、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重點領域里緊缺的人才。
此外，還有42類“高技能人才”不受學歷限制，在與實際用工的用人單位直接簽訂勞動合同后，即可申辦人才類《居住證》。
與龐大的外來人口相比，符合以上要求者仍然是極少數。
熊丙奇認為，異地高考方案出臺后，上海仍然會遵遁“適當解決，但對當地不會造成太大沖擊”的原則，放寬尺度不會比現行政策更大。
北京市教委一位內部人士也透露，北京市的方案也可能采取工作居住證加學籍年限為門檻。
1999年，北京市實行“工作居住證”制度，俗稱北京“綠卡”。持有綠卡者，子女在幼兒園至中學階段入學，可享受北京市民待遇。
2003年6月，北京市出臺《關于實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若干意見》，明確規定：持《工作居住證》滿三年，經聘用單位考核推薦，并符合年度人才開發目錄要求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
但此后，具體考核標準遲遲未出臺，“三年之約”至今并未兌現，持有“綠卡”者子女亦無法參加高考。
此次，“綠卡”族子女有望先成為北京異地高考新政的受益者。至于考生學籍限制，上述北京教委內部人士說：“起碼應該高中階段都在北京就讀，并且獲得畢業資格。”
此前，有教育界人士還提出了另一種方案，即考生可以在就讀地高考，回原戶籍所在地參加錄取。但在上述人士看來，這種方案并不可行，“北京高考是自主命題，且各省市的錄取分數線也不一樣，在北京考了390分就可以上三本，如果在山東的話，這個分數哪類高校都上不了，所以回原籍地錄取根本無法操作。”
此外，還有第三種思路，就是“在學生報考學校的類別上做文章”，即先放開非本地戶籍考生報考高職高專這類非本科院校，再進一步擴大到三本、二本等非重點院校。
因為高考升學率的逐年提升，高職高專在招生中已出現生源困境，而這類職業教育人才在市場上卻面臨短缺態勢，因此從放開高職高專招生入手，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財經》記者了解到，這也是教育部考慮的一種可能性，而且已有地方展開嘗試。今年4月，廣東省政府辦公廳就提出，“探索省內高職高專院校接受外省戶籍考生的入學申請。”
破除計劃錄取
當然，高職高專的放開與普通高校的放開，其意義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像北京上海廣州之類城市，只要決心放開異地高考，財力不是問題。阻力之一在于當地市民的反對，他們擔心外地人擠占了本地的優質教育資源。此前，便有北京市民激烈反對放開異地高考，且在反對信中稱，此舉將使北京本地考生在競爭中處于劣勢。
目前，中國高校招生實行指標控制，教育部與國家發改委制定總招生指標，再分配到各部屬院校，最后由高校在各個省市進行分配。
在招生指標確定的情況下，如果允許非本地戶籍考生被允許在當地參加考試和錄取，必然導致戶籍考生的錄取率下降。
“教育部門是愿意放開異地高考的，但本地市民反對的意見很大。”上述接近教育部的人士說。
為此，教育部一度設想，給北京、上海這些城市額外增加招生指標，以消除阻力。
但這會引發新的問題，“給北京增加了，其他省份必然也要求增加。”
而且，近年來，重點高校生源本地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已引發諸多詬病。再額外增加指標，更會引起教育不公平的爭議。
另一層阻力則來自于特大城市的人口調控壓力，尤以北京、上海為甚。
北京市人口增長的速度遠超規劃，2009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即提出“逐步實施人口調控目標責任制”。
2011年，北京市開始通過住房限購、清理地下室、淘汰小商業等多種手段，試圖控制人口。北京市教委內部人士透露，在今年7月，中央高層再次表示對北京人口形勢的擔憂。
北京、上海集中了優質教育資源，當地政府認為全面放開異地高考，勢必造成新的大規模高考移民。
上海教委主任薛明揚就明確表示，如果父母在城市里沒有固定的工作，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們的孩子也可以在流入地參加高考，“實話實說，那將一發不可收拾的”。這實際上已經把農民工子女排除在了放開范圍之外。
因此，綜合來看，短期內異地高考方案實質效果并不樂觀。
在教育界的改革人士看來，從根本上打破異地高考僵局，在考試制度上小修小補無濟于事，不如下決心改革現行的高考錄取制度。
首先要破除的就是現行的計劃錄取方式，改由高校自主招生，且允許每個考生可同時申請多所院校，實現雙向選擇。
“學生就可以用腳投票，迫使高校提高辦學質量，以及保障招生過程中的公正性。”熊丙奇說。
前述北京市教委內部人士亦持類似觀點，他認為，應該實行全國統一的標準化考試，但考試成績只作為基礎知識的考核，而不作為錄取的唯一條件，在此基礎上由高校進行自主招生，從而解決異地高考難題。“這樣，學生在哪里考都是一樣的。”
當然，這仍然需要從教育資源的相對均等化為前提。若優質資源仍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區，人口仍會向這些城市集中，這仍與特大城市的人口壓力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