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調解”能作為一門專業走進高校嗎？上海政法學院的答案是“Yes”，該學院今年9月份即將開出這項全新的專業。而該校也成了全國首家推出“人民調解”專業的高校。
而在這背后，我們看到的是目前各社區的人民調解隊伍青黃不接的尷尬現狀，以及對社會新鮮血液的渴求。
但是，年輕人真會源源不斷地涌入這個看似并不誘人的崗位，充實老齡化的調解員隊伍嗎？這其實又成了另一個問題。
第一個“吃螃蟹”
記者從該校招生辦獲悉，2012年9月，上海政法學院將增加一門全新的專業學科，即法學（人民調解方向），在全國范圍內招生，目前首批已完成錄取25名學生。
“開設專業是為了將實踐知識理論化，并且探索人民調解的專業化道路。”上海政法學院招生就業辦負責人張軍告訴記者，醞釀了兩年后，該校決定在法學框架內培養針對人民調解的專業人才，擬采用產學結合的教學模式，融合法學、社會學、社會工作、社會心理學、倫理學等領域的學習，培養既懂法律又具有非訴訟糾紛解決尤其調解能力的復合型專門人才。
據了解，近年來基層對“專業調解員”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民調解案例日趨復雜化和專業化的趨勢讓很多一線調解員感到力不從心。“我們也聽到過很多聲音，要求高校培養專業人才，所以經過綜合考慮，我們決定開設這樣一個專業。”張軍說道。
“調解還有專業？怎么教？都上什么課？”“大學畢業出來跑到社區里面做調解員能有啥出息？”“將來這口飯，能好吃得了？”……對這一本科學習中的新鮮事物，不少考生和家長的第一反應是懷疑。
“我們之前在建橋學院做過一次招生咨詢會，有一些考生和家長來問這個專業，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什么。”張軍告訴記者，在很多家長心里，調解員等同于社區里的老舅媽老娘舅，了解了該專業的課程設置和培養目標后，大家才明白其實就業前景寬泛，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根據專業介紹，法學（人民調解方向）的培養目標是要求學生掌握法學專業基礎知識，熟知人民調解法原理與實務，具有較強的實務操作能力和各類糾紛解決的技藝。專業課程以法學基礎為主，包括法理學、中國法制史、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等。本科四年學習后，學生的就業方向為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機關、仲裁協會、律師事務所及司法所等單位。
作為一個探索性的專業培養方向，“人民調解”面臨著諸多挑戰與壓力，四年后是否會遭遇就業無門的尷尬，又或者成為司法系統里的“香餑餑”，還是個未知數。“家長最關心的是就業，人民調解未來的就業方向還挺多，因為一線缺乏專業人才，我們還是比較看好的。”張軍笑道。
老齡化的困惑
記者從申城各區縣的司法局了解基層調解科的情況，與諸多在一線工作的調解員接觸后發現，當人民調解逐漸趨于規范化和專業化，滿懷熱情的基層調解員受制于年齡和專業知識的限制，在案例處理中屢屢表現得力不從心。
工作賣力熱情高 卻缺乏許多專業知識
程序日趨規范
調解員犯愁“協議書怎么寫”
“現在所有的調解都要按照規定寫調解協議書，定期還要培訓。”豫園小商品調解工作室的張金鳳告訴記者。
自人民調解誕生以來，“規范化”逐年增強，從相關法律條文的頒布實施到對調解員工作的細節指導，人民調解早已不是若干年前“擺平吵架的人”。調解流程的規范化讓不少基層調解感到“力不從心”，盡管大部分從事調解工作的人都曾有過群眾工作基礎，但要求他們與時俱進，寫出規范的調解協議書，著實不容易。
根據寶山區司法局基層科科長周德龍所做的調研，轄區內400多名專職調解員中大部分為離退休人員，大家對調解工作充滿熱情與奉獻精神，但無論是體力還是學習能力都無法和年輕人相提并論，電腦是他們最大的軟肋，當越來越多的調解協議需要被電子化時，壓力與日俱增。
“我身體不好，眼睛也老花了，還要不停培訓協議書規范，真的吃勿消。”一位已從調解崗位上退休的李阿姨坦言，雖然自己曾有群眾工作經驗，也滿腹熱情想要做“老娘舅”，但如今的操作方式不斷專業和規范，讓她這樣的“老古董”招架不住。
不單是調解協議書的書寫，調解日趨規范化的流程對以退休人員為主的調解員而言也是種挑戰。目前各街鎮多采取定期培訓、反復指導的方式幫助調解員們完成新任務。
據悉，政府購買服務的專職調解員們，每月工資其實只有一千元左右。除了一些公檢法出身的公務員外，其余皆為來自各居委會有著實踐經驗的干部，從年齡上看，都處于退休或待退休階段。雖然擁有相當的社區工作經驗，但專業知識的匱乏，往往迫使他們邊調解邊學習。但即便如此，這些熱心社區事務的阿姨伯伯，在客觀上也會受年齡、身體狀態等客觀因素影響，并不見得能干很長時間。
矛盾日益復雜
調解員無奈“專業知識跟不上”
房屋產權糾紛、勞動仲裁爭議、醫患矛盾調解、消費維權投訴……如今基層調解員每天面對的案例紛繁復雜，領域寬泛，不僅需要耐心，還要有專業知識支持。
對從事基層調解工作的調解員來說，“以法服人”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事實上，目前在基層，尤其是郊縣的村鎮，人民調解并非依靠法律規范來解決問題，而往往還停留在“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長年從事調解工作，來自松江的羅阿姨告訴記者，村里有糾紛，通常都是一位德高望重長老的一句話，他說這事該怎么辦大家就怎么辦。但如今，靠威信來解決問題已行不通，“現在有的被調解對象學的法都比我們多，前些日子，一個農民在土地轉包上遇到了問題，結果他把所有有關土地的法律法規都學了一遍。相反，因為我們的調解員對這方面法律并不了解，調解反而不能令人信服。”
在閔行區浦江鎮的“老舅媽工作室”里，知名調解員閔美珍告訴記者，他們工作室每到周末定期會有一位年輕律師前來做法律咨詢，對于處理和調解矛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閔美珍舉例道，一次，一位被兒子虐待的古稀老人前來求助，多次調解后他們發現這個兒子實在不肖，僅靠勸說根本不解決問題。最后，還是在這位年輕律師的建議下，老人通過打官司爭取到了應有權益。
生力軍的尷尬
雖然基層調解科普遍對年輕人加入表示歡迎，但很多人也不諱言年輕人在這個領域生存的尷尬，無論是福利待遇還是職業規劃，調解員崗位在求職市場都沒太多吸引力。
待遇不高 前景不亮 小年輕“嘎得得”
福利待遇較低 職業前景模糊
對于年輕人而言，就業所要考慮的因素中，薪酬福利所占的比例很高，而這恰恰是當下調解員崗位所無法滿足的一項。
據悉，從區縣層面而言，目前所推行的調解制度為“大聯動機制”，即在區級層面設立調解委員和和專業調解委員會（如勞動仲裁、消費維權等），配備專職調解員，同時在街道層面設立調解工作室，一般需要配備3到5名專職調解員，而每個居委會則都必須要有一名從事調解工作的人。從組織架構而言，區級層面的調解員多為司法局聘用，街道和居委層面則由街道聘用，薪酬發放按勞動關系決定。
“調解員工資不高，尤其是居委會和街道層面的，大概也就千把塊一個月。”一位基層調節科的工作人員透露，聘用調解員絕非易事，既要求對方具備一定的能力和熱情，卻又無法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
“我們不是沒想過招一些三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力量來充實隊伍，但在沒有公務員編制，享受不到街道正式員工待遇的情況下，1000元出頭的聘用工資，根本沒有年輕的專業人士愿意投入該工作。”據浦東一街道司法科科長介紹，相比之下，只有一些退休的公務員，拿著三四千元的退休金，才愿意出來做這個。
另一位基層調解科負責人則坦言，在現有機制中，如果真能培養出優秀的年輕調解員，多半也會立刻被調入其他部門晉升，這樣無法留住人才，只能繼續維持離退休人員為主的現狀。
傳統觀念束縛 不愿做“老娘舅”
“調解員都是老阿姨老伯伯，哪有年輕人去做的。”在記者的隨機調查中，不少年輕人對“人民調解員”表現出了不屑，將“調解員”的概念與“阿姨媽媽”畫起了等號，不愿投身于這樣的事業中。社會學專業畢業的小張直言，“一個年輕人天天處理雞毛蒜皮的事，能有啥前途？”
一位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的女生告訴記者，她有一摞司法相關的證書，但屢次考法院文書未遂，然而，盡管如此，她寧愿在律師所里“打雜”，也不愿去做一個調解員，因為在她眼中，“在街道里做得再好也不過就是個司法科科長，不可能有更多上升空間，這和我四年學法律所追求的東西完全不是一個檔次。”此外，她認為，在沒有公務員編制的情況下，委身于基層，名不正言不順，工資待遇更不談了。
事實上，不僅是年輕人對職業身份無法認同，在“被調解”的層面，人們也普遍對“年輕人能不能做調解”持懷疑態度，一位居委會工作的干部認為， “調解矛盾看似簡單，其實需要很多生活閱歷和處世智慧，這是年輕人沒有辦法靠知識來填補的。”在采訪中，不少基層調解員也認為，調解工作面對的人群三六九等，其中不乏很多“刁民”，面對年輕人時態度囂張蠻橫，“你讓小年輕怎么和這些人打交道？只有上年紀的人才鎮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