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各類大學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可謂名列前茅。在“大學錄取月”期間，作為中國最為有名的大學，卻引發彼此“爭奪”狀元的喜劇。
18日，北大率先向媒體發布了今年高考錄取的“喜訊”：“全國七成以上頂尖學子選擇了北大，全國各省份文理第一名中，除兩成報考香港高校外，六成以上被北大收入囊中。各省份理科前十名考生中，五成以上報考北大；文科前十名中超八成選擇北大。”19日，清華招辦向全國各大媒體發布了今年錄取的“捷報”：“各省份理科前30名考生中有七成左右被清華錄取。全國各省份文科前十名中，有70余人被清華錄取，占全國總數的約四分之一……據初步統計，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填報了清華，這種情況已持續三年。”
因為高考錄取優等生的數據“打架”，清華和北大這兩所中國知名學府再次被拉進公眾視野。兩校錄取的狀元相加，比例已遠遠大于100%。人們在問，是誰在撒謊？頗具譏諷意思的是：當高考狀元在中國大行其道，申報美國名牌大學的狀元們卻有六成被拒之門外。這一事件顯示出中外“名牌大學”在辦學理念、辦學模式方面的巨大差異。
于是就有了進一步追問，中國大學為何熱衷“搶”狀元？而美國大學又為何“拒”狀元？面對全社會熱捧的狀元現象，我們該怎樣看待狀元？……
口水戰是“數字化辦學”惡果
周云
事實上，爭奪高考狀元，已經是每年高考之后各高校的例牌大戲。很多學校，動輒懸賞數以十萬計的獎金加上諸多優惠條件招攬高考狀元。今年清華、北大卷入其中，只不過是這場戲碼的升級版。當然清華、北大本身都還是金字招牌，還不用對狀元展開金元攻勢，但這場口水戰表明，兩個學校同其他學校一樣，對高考狀元很重視。
這種重視我們當然可以正面理解為重視人才，但更深層次來看，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各高校更重視的是自身利益。也就是說，一所高校能夠招攬多少高考狀元，事關該校的利益。
說到這里，就要提一下近年來席卷高等教育界的“數字化辦學”之風。現在高校流傳著這么兩個玩笑：一是現在的大學校長不是為國家辦學，也不是為人民辦學，而是為大學排行榜辦學；二是現在真正的“教育部長”是武書連。玩笑雖然夸張，但揭示了一個事實，各種名目的大學排行榜將高校的辦學簡化為各種指標，諸如科研成果、課題經費、重點實驗室、院士等等，當然，生源也是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大學排行榜的排名就由這些指標的數量來決定。一所大學在高校排行榜上有了理想的座次，是領導的政績，進而可以以此為依據，爭取更多的行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因此，這些排行榜深刻地影響著大學的辦學，說得夸張一點，簡直就是大學校長辦學的指揮棒。了解這些，我們就不難明白一個院士為什么會在那么多學校兼職，也不難明白為什么高校為爭奪高考狀元大動干戈。
由此看來，爭奪高考狀元背后是各高校的利益，對高考狀元的爭奪也表明，中國的大學已經與一般的行政機構和商業機構沒有什么兩樣了。大學存在的意義，就是想方設法從政府和社會那里為自己牟取更多的利益。
然而大學之所以為大學，除了科學研究，培養人才，還肩負著更為重要的責任，即大學是社會道德價值的建設者、守護者。西諺云：大學者，社會之良心。以其知識資源和公正立場引導社會甚至批判社會，是大學的天然使命。為此，大學必須自覺地保持與權力、財富的距離，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場，以保全自己的資格和公信力。
非常遺憾，從爭奪高考狀元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大學的社會責任感已經喪失殆盡。誰都知道炒作高考狀元是一件有害于教育、有害于社會的事情，可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各個大學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拋棄社會責任，為一件錯誤的事情推波助瀾。
惜乎，大學之風不存矣。
“常青藤”名校招生的啟示
劉錚
不用回避，我們的一些名校一直以來都有著“常青藤”情結，然而，單以其招生中的狀元崇拜與美國“常青藤”名校作比，便不難看出二者區別：這就是，是選“一流學生”還是“一流考生”？
前不久，一則美國名校拒收一中國高考狀元的新聞引發熱議。實際上，美國名校對中國高考狀元的拒收，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此舉也并不僅僅是針對中國考生，對自己的本土狀元，美國的“常青藤”名校也并不是很以為然。在美國，也有“高考”，叫作SAT或ACT。1996年，哈佛就曾經拒絕了SAT得滿分的365個申請者中的165個。為什么？據媒體報道，雄踞美國高校排行榜榜首的普林斯頓招生院長曾稱：“我們絕不是簡單地把申請者的平均成績和高考分數進行排隊，然后從上選到下……我們把每一個申請者當作特殊的個案來審視他或她具體的綜合起來的能力和成就。”換言之，在美國“常青藤”名校的眼中，一流學生并不一定有一流考分。
比如在美國名校對中國申請者的審查中，有一個環節讓很多中國申請者都覺得新鮮，那就是對申請者選擇學校的愿望真假的甄別。美國名校非常強調學生對所選擇學校價值觀的了解和認同，因為這與對學校價值觀的認同與傳播有關。比如麻省理工學院培養的是科學家，錄取學生就特別看重兩個條件：一是不懼失敗；二是“我的愛好是自己的，不受別人的影響”。耶魯大學一向重視社區服務，招生時則要求學生具有領導能力和關注社區歷史的愛好。可見，美國名校不僅看重學生當下的考試成績，更注重尋找“未來的領導人才”。正是因為這些名校對自身價值觀的堅持及推廣，并以此作為選拔學生和培養學生的標準，美國大學的人文精神、科學精神才得以生生不息。
對比之下，北大、清華“搶狀元”的背后潛藏了什么？說穿了，狀元崇拜就是分數崇拜，也即將“一流考生”等同于“一流學生”，這實際是把檢測和淘汰混為一談，甚至用淘汰來代替檢測。當考試僅僅具備了淘汰的功能，考試就從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從而造成教育的本末倒置。而當教育的過程僅僅是指導學生如何應付考試，教育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平心而論，中國教育一直在進行局部的改革，比如取消了全國的統一考試，比如開始實行自主招生，然而，無論怎樣改，只要不改變“只認分不認人”的評價制度，就無法弱化目前的高考指揮棒作用，整個中國教育的改觀就無從談起。名校應該具備的人文精神、科學精神以及對社會的輻射，就只能存在于夢想之中。
因此，我們必須對是選“一流考生”還是“一流學生”這樣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追問，進而作出澄清以形成共識，這樣，中國的教育制度改革才會形成一個合理的認識基礎。
狀元崇拜折射的傳統心理
九木
年年高考結束，就有很長一段時間有各式各樣的狀元新聞，今年尤盛，一直炒到北大、清華搶狀元搶出個“說法不一”、“數據不對”來，引得路人嗤笑。雖然有關部門年年禁止炒作狀元，可狀元新聞照樣搶眼，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就是狀元新聞有市場，搶眼。
狀元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產物，對中國影響甚大。尤其是對于中國民間，由于是當時相對比較公平的一條“出人頭地”之路，加上“書中自有黃金(1186.00,-5.80,-0.49%)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十年寒窗苦讀，一朝金榜題名”效應，一旦功成名就，就意味著從此可以有權、有錢、有名、有利。所以，科舉制度為代表的古代入仕之道就直接激勵蕓蕓書生奮發讀書，并對普通大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狀元在封建社會被崇拜了一千多年，傳統深厚。
這樣的崇拜一直延續到今天。不少人在對“怎么樣才算有出息”這個判斷上，還存在不少誤區。不說社會大眾，就說北大、清華爭搶高考狀元，紛紛表明自己招了多少各省高考狀元的行為，說白了，就是為了迎合整個社會的狀元崇拜心理。我們許多人在骨子里依然將讀個好大學，出來找個好工作看作“出息”的標準。而對人本身的創造力、獨立精神、創業能力重視很少，對其他的什么商人、手工業者、藝術創作者等自食其力者常常視為不算“出息”。
實際上，高考狀元，從應試和學習的角度看，確實是優秀學生，但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學生。研究發現，歷屆的高考狀元在高考前的模擬考試中，很多并不是特別拔尖的，往往只是在高考中發揮得好。對一個重點中學而言，排前一兩百名的學生都可能成為高考狀元。說到底，高考狀元只是“會考試”而已。而當今的社會，對成功者綜合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成功者敞開的通道越來越寬闊，“會考試”不再是衡量學生素質的唯一標準，“會讀書”也不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唯一法寶。高考其實沒那么重要，狀元其實沒那么神奇。
狀元崇拜是應試教育時代的產物，是高考決定個人命運的時代產物。當然，我們相信，隨著素質教育成為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學校會持久培養更善于學習、善于思考、善于探索、善于溝通、身心健康、多才多藝的學生，而綜合素質更高的學生將會走得更遠。久而久之，狀元不再被崇拜，人才觀才能與時俱進。
大學應該以何為榮？
聞濤
一邊是北大的“喜訊”，一邊是清華的“捷報”……姑且不談兩家在統計數據上的相互矛盾，僅僅就兩家“喜訊”“捷報”所體現出的對狀元的推崇、炫耀，筆者以為，就有必要發問：大學究竟應以何為榮？
大學應以何為榮？顯然不應以招收狀元的多寡為標準。確實，各地的狀元多為“好料”，但其最多也只能稱之為“璞玉”，能否成才，能否成為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那還是未知之數，還得經過后天的雕琢。所以，在剛招到這些狀元就如此炫耀，實在是有些操之過急。而更為簡單的邏輯是，即便這些狀元就一定能成才，一定能成為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那這一份成績與榮耀，此時也與清華、北大一點關系都沒有，功勞要記也應記在這些狀元所屬中學的頭上。
所以，正如有網友指出的那樣，“度量一所大學的標準不是看錄了多少狀元；如果狀元全被你錄取了，結果四年以后出來成廢物，那么這所大學是好是壞呢？”其實對于大學而言，得到更多狀元的青睞，與榮耀并沒有多大的關系。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種聯系，那也只能是意味著更大的責任。
那么，大學究竟應以何為榮呢？不是漂亮的教學樓，不是學校的占地規模，不是學生的數量，也不是這些所謂的狀元……而應是這所學校所培養出的人才，這所學校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這所學校對推動社會進步的貢獻，等等。正如清華、北大兩位老校長梅貽琦、蔡元培所說的那樣，“所謂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也就是說，培養人才，“研究高深學問”，推動社會進步，才是大學的真正職能。因而，也只有在這方面取得驕人成績，筆者以為，才值得引以為榮。其他諸如什么“中國規模最大的大學”“中國最漂亮的大學”……不過是細枝末節罷了。清華、北大相互矛盾的統計數據，說穿了，不過也是在爭“招收狀元最多的大學”名號罷了，一樣是細枝末節。
而我們的一些大學，一定程度上甚至放松對“主業”的關注，轉而熱衷于對這些細枝末節的追逐，這不僅反映出了這些大學的浮躁之氣，也會讓這些立志于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它們，離目標越來越遠。
名校應有一種社會擔當
文今
北大、清華“搶”狀元之舉為何被熱議？這里，有一個社會擔當的問題。
不管北大、清華之舉有何理由，我們不應忽略的是，作為中國絕對意義的超一流大學，北大、清華之一言一行并非僅代表自身利益，甚至也不僅只代表教育的局部利益，因為，北大、清華因其歷史沉淀，具有在中華民族中獨一無二的使命，從某種程度而言，它們就是一個風向標，代表著一種先進的價值判斷，具有引領社會先進文化的功能。
為什么？我們不妨先看看當下中國社會狀元崇拜的現狀：從幼兒園錄取，直至小學、中學、大學的錄取，哪一個環節少了狀元崇拜？推而廣之，從招工單位的唯學歷觀，職稱評定的唯論文觀，到整個社會人才評價體系，無一不在呈現狀元崇拜的泛濫。而這種狀元崇拜的泛濫直接導致了什么？小到中學招生，以“狀元”做誘餌；大到科研院所，“拉院士作虎皮”；廣至所有五花八門的利益團體，群起“掛名人頭賣狗肉”。這樣的人才評判體系下，“抄襲門”、“造假門”層出不窮。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這種畸形的狀元崇拜？當然，此乃多方合力所致，但至少有一點不應忽略，那就是我們社會對人才的價值評判已經走入誤區。比如我們的主流文化對小人物就是向來忽視甚至不屑的，這種可怕的態度甚至顛覆了我們傳統文化中“英雄不論出處”的觀點。比如唐駿，即便成了英雄，也羞于平凡的過往，非要往自己身上貼一些標簽，加一些光環。如此情勢下，作為寄托了無數中國人理想的北大、清華，卻忽略了自己社會風向標的作用，不僅不力挽狂瀾，反而推波助瀾，難道不是一種社會責任的缺失？
北大、清華曾經率先在我們“這片落后的國土上傳播文明的種子”，“從上個世紀末葉到如今，近百年間中國社會的痛苦和追求，都在這里得到集聚和呈現”，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民族的振興，兩校傳統及精神也理應不斷豐富和發展，賦予其傳統和精神嶄新的時代意義，并向整個中國社會輻射與傳播，引導中國當代思潮的新方向，成為推進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從這個意義而言，兩校對狀元崇拜的強化，辜負了其肩上承擔的社會道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