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草見人命》批注版，原來的作文在規(guī)定的作文格里完成。與原稿作文有些出入
李紅豪告別華中師大一附中高二(27)班的教室，已經14個月了。
華師一附中在湖北省聲名赫赫，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省級重點中學。學校網站的“知名校友”欄目里，有上百位博導、院士、將軍、書記、委員、董事長、總經理，也有少數(shù)幾位文化領域的知名人物如易中天、蔣方舟。
2010屆高中畢業(yè)生，也就是李紅豪的一千六百多名同學，如今已經拿到了各自的高考(論壇)成績。有406人分數(shù)超過600，學校初步統(tǒng)計的理科重點率達到84%。
李紅豪既不在這84%之內，也不在這84%之外。他手里只有一份語文試卷答題卡的復印件。14個月前，高中二年級的期中考試，語文這一科，他交了份“另類白卷”——除了作文，答題卡上一片空白。題為《草見人命》的作文得到了25分(滿分60)，以及力透紙背的四字評語：“自毀前程！”
他的班主任說，不改正思想，就不要再進教室。于是他至今再沒進過教室，盡管學校并沒有正式宣布給他任何處分。他用半年時間寫了一本22萬字的小說，名叫《逃花園記》，自掏3萬塊出版。這個軌跡很像當年韓寒的模樣，李紅豪不這么覺得：“韓寒是主動不上學了，我是半主動……應該說是被和諧了。”
《草見人命》原稿摘登
羅素早就想，“從上學時間看，中國兒童應該最有思想”，后來他意識到他錯了，“一些愚民的教育正是旨在鏟除一些兒童愛思考的習慣。”前些時候曾有“小學生背領導名字”一事，我想，原來“官本位”的等級專制也要從娃娃抓起。
……
高考作文評分規(guī)則會告訴你“不得諷刺社會、教育、高考”，否則處以極刑。這做法頗有日本歷史屆的風范。這樣一來，中國人便乖了。這霸王條款的明文規(guī)定加上黑格爾的理論為中國提供了強大的專制主義支持，因為黑格爾告訴我們，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這篇作文可能會惹事
高二語文期中考試是2009年4月23日。前一晚李紅豪睡得不好，早上在學校食堂吃熱干面，不知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總是昏昏沉沉的，我已經打算不考了，準備跟老師講一聲。”李紅豪回憶，“卷子發(fā)下來，看了一眼，也沒有真正考語文修養(yǎng)的題。”
但是看到作文題，他突然就像盧梭看到了第戎科學院征文的題目。盧梭在《懺悔錄》里是這么寫的：“一看到這個題目，我登時就看到了另一個宇宙，變成了另一個人。”
考題要求根據(jù)一段文字材料作文，文字大意是：非洲有一種叫尖毛草的野草，別的草都在往上瘋長時，它卻一直往地下深處扎根，所以表面看起來長得很慢，但風雨一來，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卻巋然不動。
按照“正常”的應試思路，題目的寓意很好分析：在學習上不好高騖遠，要打下扎實的基礎。但李紅豪不知被點了哪股邪火，提煉出“根深蒂固”四個字，來形容教育中的專制主義。
在被認為“自毀前程”的這篇作文里，判卷老師勾出了如下字句：
“……我想，原來‘官本位’的等級專制也要從娃娃抓起。”
“老師說的你不能反駁，不管他說的對不對，否則你便犯了‘頂撞’之罪。”
……“要按正常寫，還不是那些陳詞濫調，我們的所謂作文寫來寫去就是那些東西。”直到南方周末記者問起，李紅豪都還沒有設想過如果按照“常理”他會怎樣寫這篇作文，“一篇作文可以套十個題目，改動幾句話就套上去了。我初中就這么過來的，一篇作文用過七八次。如果你上過10年語文課，就會深深地有這種感覺，但是沒辦法，試卷上的分數(shù)在大家腦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期中考試如此重要，他居然敢打算不考了，記者表示不解。李紅豪很淡定：“對高中來說，只有高考才重要。”
考完試隔了一個雙休日，語文卷子發(fā)下來，唯獨沒有李紅豪的。“那時候我在外出差，他給媽媽發(fā)了條短信：卷子沒發(fā)下來，這篇作文可能會惹事。”李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周一早自習，班主任胡老師把李紅豪叫出教室。“他說不改變思想就不要再進教室上課。他給的條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寫這些東西，再不能給學校挑刺，不能諷刺學校、老師、政策……還要把爸媽請來，一起到年級主任辦公室，一起教育你。”李紅豪回憶說，胡老師還要求他轉班甚至轉學。
他沒想到“胡哥”這么大的火。平時他常常以“胡哥”稱呼這位40歲的班主任，“我們是很好的球友，一起打球踢球，關系非常好；我們講足球時，怎么講都可以，但一說到教育問題，就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后來跟同學討論此事，李紅豪覺得這篇作文恐怕只是導火索，他不是第一次惹惱老師們了。
不是我出頭，是其他人的頭縮回去了
“我在班上屬于激進派，對學校一些比較迂腐的規(guī)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臨頭還是乖乖聽話。最典型的事情就是買校服。”
從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紅豪在華師一附中一年半時間，已經買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數(shù)同學已經買了5套。最后這一套冬季校服，他堅決沒有買。全年級一千六百多個學生，只有4個人沒買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紅豪班上的。“你可別以為是我?guī)拥陌 ！彼χf，“我覺得這是教育商業(yè)化一個很不好的例子。我一個同學拿校服到江漢路服裝批發(fā)市場一個做衣服的那兒，讓他照著樣子做，說是56塊一套，可我們學校賣256元。這事全年級都知道，但還是要買。”“學校不讓我上課，與校服的事肯定有關系。唉，說這種事，一天也說不完。”李紅豪說。
他把校服事件寫進了小說。主人公陸謙在拒買校服這件事上，和班主任“飆哥”當著全班進行了一場唇槍舌劍的論戰(zhàn)，飆哥最終無奈退場。論戰(zhàn)中飆哥表示要“槍打出頭鳥”，而陸謙柔聲應對道：“不是我出頭，而是其他人的頭都縮回去了，我的頭沒有動。”
這也是李紅豪對自己的看法。
《逃花園記》里，有陸謙跟老師們多次的舌戰(zhàn)，有對宿舍管理、主課老師“霸占”副課時、考試牛人不知中國在哪一大洲等等各種現(xiàn)象的諷刺，有寢室好友分別的傷感，也有一段朦朧的校園初戀。
李紅豪離校約一個月后，開始動手寫書。他翻看舊日記，發(fā)現(xiàn)“只要把主語一改就是很好的小說”。
小說還寫到主人公有次作文里抄了魯迅的文章，結果被老師批得一無是處，這同樣“來自生活”。“抄魯迅的是一個同學，我抄的是林語堂《吾國與吾民》的幾段話。”李紅豪現(xiàn)在特別后悔沒把那篇批改過的作文保存下來：“改得面目全非：用詞不當，搭配不當，語句不通順……還有個錯別字，那是我自己抄錯的——就這一個是我自己的問題，其他都是林語堂的問題。”
李紅豪對語文考試的不滿從中考開始。他的中考成績很不錯，除了語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漢所用“位置值”評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級。但語文恰是他最擅長的科目。“中考一完，武漢報紙就會登出試題和標準答案。我看閱讀題，發(fā)現(xiàn)我的答案比標準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樣。難道只有這一種答案？我又從閱讀題想到作文，問題更大，同一篇文章，這個老師打60分那個老師打20分，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語文。”
李紅豪在網上認識了幾個臺灣網友，交流過語文試題。他認為臺灣中學的語文考試才算得上“真正考語文修養(yǎng)”。在《逃花園記》的后記，他抄錄了這樣的題目為例：
請名人代言是提高廣告說服力的好方法。下列四則廣告標題，如單就文字意義，尋找背景相契合的古代名人來代言，則最不恰當?shù)慕M合是：
A。請莊子代言“自然就是美”。
B。請子路代言“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C。請?zhí)K秦、張儀代言“做個不可思議的溝通高手”。
D。請司馬光、王安石代言“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不是反擊學校，而是整個教育現(xiàn)狀
2009年11月書稿完成，李紅豪找到長江文藝出版社。“到總服務臺問了，編輯室在9樓，上去看見有兩個編輯，我挑了年輕點的那個，估計比較好溝通。”
李紅豪把這本小說當成對學校做法的一種反擊，“也不是反擊學校，而是整個教育現(xiàn)狀。”他希望能盡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擔部分成本。杜東輝說他也勸過這個孩子，“工薪階層，這可不是小數(shù)目，未必都能收回來。我們也沒少見作者自己投入出書，結果石沉大海。他媽媽也說過擔心，她是希望兒子滿足了這個心愿，回去繼續(xù)讀書，免得再去折騰。”他只好盡量為他們介紹了價格便宜的印刷廠。
《逃花園記》首印5000冊，零售價22元，總碼洋11萬。杜東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賣掉，李紅豪的媽媽還可能稍有盈余。據(jù)他了解，這本書在武漢賣得還不錯，尤其是華師一附中旁邊有家書店，“第一次進了幾十本，后來又進了百把本。其他地方像北京、上海，反響不怎么樣。”
在小說里，李紅豪把中學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館，“里面有太多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現(xiàn)在他出了書，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東西盡數(shù)亮出來。最終的成書與原稿相比，還是被“和諧”掉了幾千字，他全文附在后記中的那篇惹事作文《草見人命》，編輯覺得有點敏感，還是拿掉了。
父親對兒子出書還是支持和贊賞的：“要不說現(xiàn)在的小孩思路相當開闊，知道自己去解決一些問題。”他看了小說，認為“語言幽默、流暢，很真實”。他也關心兒子書里描寫的那段初戀，究竟是否真有其事。李紅豪說，戀愛情節(jié)是虛構的，“從來沒碰到過蠻喜歡的。假如有的話，我想都不會想就會回學校了”。
你知道我多想給清華大學校長寫信嗎
李紅豪從小很自由。上幼兒園時社會上已興起“培優(yōu)”風氣，但父母從不強迫他上任何興趣班。上學之后，他們也很少干預兒子。兒子離校在家一年多，沒有主動表示想回去上學，父母也并不強迫催促。
“我們過去的中學也是這樣。”父親說，“只不過我在這個年齡，就是趕快上學，高中也好大學也好出來之后趕快養(yǎng)家，沒別的什么想法。他們現(xiàn)在接觸的事情又多，世界上發(fā)生的，幾分鐘就可以知道，看書也多。”
但李紅豪和學校之間的糾葛，到底還沒有一個解決。校方對他的事情三緘其口，南方周末記者多次撥打班主任胡老師電話，或者迅速掛斷，或者無人接聽。《武漢晨報》記者史強從半年前就多次聯(lián)系校方采訪，但頗為艱難。
“我去了六七次學校，一開始沒聯(lián)系校長、高層，老師的顧慮比較多。反復找老師、各級領導核實細節(jié)，花了大量時間。”史強說。今年3月，他跟學校協(xié)商一致，陪著李紅豪及其父母，與校方共同商量解決的辦法，“開始氣氛還好，談到還原事件本身，李紅豪情緒上來，局勢失控。李紅豪覺得委屈，激動，老師也覺得自己沒問題。”最后還是僵局。
學校也曾表示，不反對李紅豪回校上學，但李紅豪的家長覺得，得有個說法才能回去，否則在學校里抬不起頭。“我覺得學校太武斷。如果他違法，公安局會找他；如果他違反校規(guī)，那你就拿個白紙黑字的東西出來，違反了什么，怎樣處罰；現(xiàn)在是完全沒有說法。”李父寬厚溫和，即使說到這個話題也并不顯得激動，“寫作文本身就要鼓勵學生有獨立的思考獨到的見解，這才是個好學校，才是育人的地方。實際上我后來看了作文，我覺得一點問題沒有。現(xiàn)在的情況是耽誤了他的青春，做家長的非常惋惜，我認為他是一個人才。”
校方起初一直不愿把那份作文試卷提供給媒體，史強第五次去學校，才終于拿到一份復印件。這倒是間接地替李紅豪撐了腰。“假如這篇作文，問題真像他們說的那么嚴重，應該巴不得馬上拿出來給全世界的人看——你們看這個孩子問題多大。”李紅豪說。
今年4月，李紅豪雖已離校一年，同學還是把他叫回學校一起拍畢業(yè)照。現(xiàn)在除了出門參加同學們奔赴大學之前的各種聚會，在家看書、看世界杯，李紅豪并沒有固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對于未來，也還沒有明確的方向。
如果他想再寫這樣的小說，很明顯的難題是沒有了生活素材。所以他也有點想回去“把高中生活完整地體驗完”。也有老師建議他出國，并且可以提供幫助。“我現(xiàn)在最想的就是直接到大學。韓愈不也是科舉考了幾次，考公務員又一直考不上，索性直接給當朝宰相寫信……所以才有《雜說》，寫伯樂和千里馬。”李紅豪非常擅長從歷史典故中為自己找到榜樣。“你知道我有多想給清華大學校長寫信嗎？我又覺得不可能。”
父親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學：“大學的資源畢竟不一樣，有好的老師，圖書館那些書，也不是你自己想買就能買到的。你要寫書，讀大學也不耽誤寫書。”
但有心接收李紅豪的大學，恐怕需要有足夠的氣度與自信，因為他可能像李敖那樣不正經上課，也可能再度批評大學的體制。
李紅豪還有個朦朧的想法，也許會寫歷史題材的小說。在時代上，他尤其鐘情魏晉，最崇拜的人物是“竹林七賢”里的嵇康。“你有時間也該看看。”他鄭重地向父親推薦。“我沒那個時間，”父親說，“我還得掙錢養(yǎng)你。”
南方周末記者 李宏宇 實習生 趙大偉 發(fā)自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