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楠楠家，這樣的場景從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上演。
楠楠住在北京市朝陽區，現在上小學五年級，為了能上好一點的學校，楠楠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區上學。因為住得遠，楠楠每天上學花在路上的時間就有將近3小時，以前還不覺得，進入四年級后，楠楠明顯感覺到累了。“作業實在太多了，楠楠很少有在晚上10點之前完成作業的時候”，楠楠的媽媽彥東說，作業太多，就會擠占孩子睡覺的時間，“每天早上看著她熟睡的模樣，我真不忍心叫醒她”。
累成這樣的孩子不是楠楠一個。“每次接送她到學校的時候，聽到家長說得最多的就是孩子太累了。”彥東說。
作業太多，睡眠不夠 孩子發明三段睡眠法“讓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經是個高二學生的是作業的數量。剛上高一時，覺得課業負擔重，簡直是煉獄，可那時和現在比就是九牛一毛。按說剛開學應該挺輕松的，可主科數目的增多與副科的減少，簡直把我弄得天旋地轉。每天不同的老師在不同的課上留不同的作業，帶給我們的是相同的痛苦和折磨，而到了周末作業就會更多，有時作業會留滿一黑板……”這是朝陽區的小陸剛升入高二時寫的一篇周記，“我覺得除了上課以外，我的時間都用來寫作業了，好像總有寫不完的作業。”小陸說。
缺覺是學生的普遍狀態。
太困了怎么辦，除了利用課間補覺以外，在朝陽區上高二的小金和幾個坐同一輛公共汽車上下學的同學組成了一個補覺小組。每天一上公共汽車，同學們馬上尋找有利地形，然后睡覺，只留下第一個到站的同學值班，以防坐過站，等這名值班的同學要下車了，他就會叫醒下一個要下車的同學繼續值班。這樣，只要能找到座位，小金每天在放學路上還能再睡上20多分鐘。
如果到了“非常時期”——模塊考試之前或者作業特別多的時候，小金還發明了一種適用于非常時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學后大約下午6點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頭就睡，第一覺睡到吃晚飯的時候，晚飯后寫作業；夜里11點左右睡第二覺，大概夜里1點，他家的鬧鐘會鈴聲大作，這時小金會再次起床復習和預習功課；大約到凌晨3點小金開始睡第三覺，到了早晨5點，小金一夜的睡眠結束，新一天的學習生活就從這時開始了。
據說，這種三段睡眠法在同學中還挺流行。
“孩子們太辛苦了！”劉老師是北京一位退休多年的美術教師，閑暇時教孩子們畫畫。因為在劉老師這里沒有考試壓力，一些學畫的孩子總愿意把自己的煩惱跟劉老師說說。
見到記者時，劉老師拿出了一張寫得密密麻麻的大紙，上面是這段時間她對跟自己學過畫的9個初高中孩子進行的調查，調查很簡單：“幾點起床”、“幾點睡覺”、“幾點放學”、“中午休息嗎”……
調查得出的結果是：9個孩子每天起床最早的是早上5點，最晚的是早上6點10分，放學到家的時間最早是17點，最晚的是19點，寫作業用時在3.5個小時到4個小時之間，每天的睡眠時間在5.5個小時到7個小時之間。
學校趕進度 中午學生只能休息20分鐘孩子負擔重，不僅僅是老師留的作業多，北京市的不少高中生明顯感覺的，自從實施了新課改以來，學校趕進度的情況多了起來。
“學分制給我們最直觀的感覺就是考試多了，也重要多了，每科，尤其是主科所學內容的量都非常大，給我們也增加了很多負擔。半學期就10本書，一學期將近20本書，這樣的進度讓我們覺得很苦惱。”西城區的小賈說。
為了趕進度，一些學校開始擠占學生的午休時間。
朝陽區高二學生彤彤每天中午的時間都安排得緊緊張張。
彤彤上午有五節課，每節課是40分鐘，中午下課的時間是12點10分。之后她就要快馬加鞭了，因為12點30分英語老師就要來默寫單詞了，12點45分到1點20分是午自習時間。“午自習不能不上，”彤彤說，“因為不同科目的老師會分別利用這段時間來講新課。”所以，彤彤午飯吃得特別快，“我們最怕最后一堂課老師拖堂，如果那樣，我們有時連飯都吃不完。”
緊張的午自習之后，彤彤要抓緊時間休息，因為，下午的課是1點30分開始，而且一上又是四節。
彤彤初中時的同學現在分散到了各個高中，據她了解，很多學校都有午自習。
劉老師那份簡單的調查也印證了彤彤的話，她調查的學生來自不同區的9所學校，只有三所學校沒有午自習。午飯加午休時間最長的是1個小時，最短的只有20分鐘。大多數學校的午休時間是學生寫作業的時間，像彤彤學校那樣默寫單詞或講新課的不占多數。
“科學早已證明，一個人的學習成績并不與讀書時間成正比，過度疲勞反而會使大腦進入抑制狀態，會降低學習效率，這個道理誰都明白，可為什么一到實際中就明知故犯，違反科學規律呢？”教了一輩子書的劉老師心疼孩子，說到這里聲音都是顫抖的。
中國的中小學減負只喊口號不動“剪刀”前兩天，彥東吃晚飯的時候跟楠楠聊天，剛問了一句“班里學奧數的人多嗎”，楠楠突然高喊：“你煩不煩，別再跟我提奧數的事。”
“她現在簡直就像個刺猬，動不動就狂喊狂叫，有時還會摔東西。”彥東說，熟悉楠楠的人都說楠楠變了，不再是個懂事聽話的孩子了。
“她確實太累了，根本沒有什么時間放松。”彥東說。四年級以前，彥東幾乎沒給楠楠報過什么課外輔導班，但是楠楠上四年級之后，看到周圍家長都給孩子報了各種班，彥東心里一下子打起鼓來，“不給她報班我實在心里不踏實呀”，于是，每周六成了楠楠最忙的一天。每個周六楠楠幾乎都會在早上7點出家門，跟著爸爸媽媽進行一個小時的鍛煉之后，就開始數學、英語、作文、跆拳道……一門一門地接著上，將近晚上10點才能回到家。
看著女兒這么累，彥東也很心疼，“心疼歸心疼，但是這么累了一天之后我心里不再空落落的了。”彥東說。
與彥東不同，魏先生帶兒子周末上課多少有些被動。
魏先生本來不太希望給兒子太大的壓力，但是有一天兒子對他說，周末老師要給他們5個同學補課，起初魏先生以為老師是在利用課余時間幫助學生，還很感動，后來才知道事實與他的想象相差很遠。
魏先生兒子班里有40人，老師把這些學生分成了8個組，每個組有5個人。老師每周利用周末兩天分別給兩個組的學生補課(如，周六給一組同學補課，周日就給二組同學補)，老師會給這兩個組的學生連續補課一個月。這樣，除去寒暑假，8個組同學大概正好一年輪一次。
“老師給孩子們補課不是無償的。”魏先生說，但是由于學費僅有幾百元，而且每個孩子一年基本只會輪上一個月，再加上是任課老師給補課，大多數家長都會給孩子交這個錢，“我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否普遍，但是我知道實在不應該再給孩子加上這個負擔了！”
近一段時間，由于集中出現了幾個中小學生因學習壓力過大而自殺和生病的事件，中小學生減負的問題一下子又成了社會議論的焦點。教育部新近也公布了《教育部關于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該《意見》中特別強調要科學安排作息時間，切實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堅決糾正各種隨意侵占學生休息時間的做法，依法保障學生的休息權利。
但是政策并沒有被一致看好。“現在孩子們過重的學習負擔，與政府的不作為有很大關系，給學生‘減負’的政策從來就有，但是政策的執行情況卻不盡如人意。”劉老師說，“如果制定政策者總像笑話中的那個外科醫生，只管剪掉露在皮膚外面的箭尾而不管留在肉中的箭頭，甚至只喊口號不動‘剪子’，那么出臺再多政策也瞎掰！”
家長彥東也同意這樣的觀點：“給孩子減負的政策還少嗎？可是孩子該累還是累。咱們的教育就像人體一樣，早已經被應試病毒入侵，它對一切試圖改變應試癥狀的藥物都產生了抗藥性，藥力越強它的抗藥性就會越強。”
